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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:史家的四长——史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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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20-01-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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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史识

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。做一个史家,须要何种观察力?这种观察力,如何养成?

观察要敏锐。即所谓“读书得间”。旁人所不能观察的,我可以观察得出来。凡科学上的重大发明,都由于善于观察。譬如苹果落地,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,牛顿善于观察,就发明万有引力。开水壶盖冲脱,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,瓦特善于观察,就发明蒸汽机关。无论对于何事何物,都要注意去观察,并且要继续不断的做细密功夫,去四面观察。在自然科学,求试验的结果;在历史方面,求关联的事实。但凡稍有帮助的资料,一点都不可放松。

观察的程序,可以分为两种:

(一)由全部到局部何谓由全部到局部?历史是整个的,统一的。真是理想的历史,要把地球上全体人类的事迹连合起来,这才算得历史。既是整个的,统一的,所以各处的历史不过是此全部组织的一件机械。不能了解全部,就不能了解局部;不能了解世界,就不能了解中国。这回所讲专史,就是由全部中划出一部分来,或研究一个人,或研究一件事,总不外全部中的一部;虽然范围很窄,但是不要忘记了他是全部之一。比如我们研究戏曲,算是艺术界文学界很小的一部分;但是要想对于戏曲史稍有发明,那就非有艺术文学的素养不可。因为戏曲不是单独发生,单独存在,而是与各方面都有关系。假使对于社会状况的变迁,其他文学的风尚,尚未了解,即不能批评戏曲。而且一方面研究中国戏曲,一方面要看外国戏曲,看他们各方所走的路,或者是相同的,或者是各走各的,或者是不谋而合,或者是互相感应。若不这样做,好的戏曲史便做不出来。不但戏曲史如此,无论研究任何专史,都要看他放在中国全部占何等位置,放在人类全部占何等位置。要具有这种眼光,锐敏的观察才能自然发生。

(二)由局部到全部何谓由局部到全部?历史不属于自然界,乃社会科学最重要之一,其研究法与自然科学研究法不同。历史为人类活动之主体,而人类的活动极其自由,没有动物植物那样呆板。我们栽树,树不能动;但是人类可以跑来走去。我们养鸡,鸡受支配;但是人类可以发生意想不到的行为。凡自然的东西,都可以用呆板的因果律去支配。历史由人类活动组织而成,因果律支配不来。有时逆料这个时代这个环境应该发生某种现象,但是因为特殊人物的发生,另自开辟一个新局面。凡自然界的现象,总是回头的,循环的;九月穿夹衣,十月换棉袍,我们可以断定。然而历史没有重复的时代,没有绝对相同的事实。因为人类自由意志的活动,可以发生非常现象。所谓由局部观察到全部,就是观察因为一个人的活动,如何前进,如何退化,可以使社会改观。一个人一群人特殊的动作,可以令全局受其影响,发生变化。单用由全部到局部的眼光,只能看回头的现象,循环的现象,不能看出自由意志的动作。对于一个人或一群人,看其动机所在,仔细观察,估量他对于全局的影响,非用由局部到全部的观察看不出来。

要养成历史家观察能力,两种方法应当并用。看一件事,把来龙去脉都要考察清楚。来源由时势及环境造成,影响到局部的活动;去脉由一个人或一群人造成,影响到全局的活动。历史好像一条长链,环环相接,继续不断,坏了一环,便不能活动了。所以对于事实与事实的关系,要用细密锐敏的眼光去观察它。

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,还有两件应当注意的事情:

(一)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在历史方面,我们对于一个人或一件事的研究和批评,最易为前人记载或言论所束缚。因为历史是回头看的;前人所发表的一种意见,有很大的权威,压迫我们。我并不是说前人的话完全不对。但是我们应当知道,前人如果全对,便用不着我们多费手续了。至少要对前人有所补充,有所修正,才行。因此,我们对于前人的话,要是太相信了容易为所束缚。应当充分估量其价值,对则从之,不对则加以补充,或换一个方面去观察;遇有修正的必要的时候,无论是怎样有名的前人所讲,亦当加以修正。这件事情,已经很不容易。然以现代学风正往求新的路上走,办到这步尚不很难。

(二)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这件事情,那才真不容易。戴东原常说:“不以人蔽己,不以己蔽己。”以人蔽己,尚易摆脱;自己成见,不愿抛弃,往往和事理差得很远,还不回头。大凡一个人立了一个假定,用归纳法研究,费很多的功夫,对于已成的工作,异常爱惜,后来再四观察,虽觉颇有错误,亦舍不得取消前说。用心在做学问的人,常感此种痛苦,但忠实的学者,对于此种痛苦只得忍受;发见自己有错误时,便应当一刀两断的,即刻割舍;万不可回护从前的工作,或隐藏事实,或修改事实,或假造事实,来迁就他回护从前的工作。这种毛病,愈好学,愈易犯。譬如朱陆两家关于无极太极之辞,我个人是赞成陆象山的。朱晦翁实在是太有成见了,后来让陆象山驳得他无话可说。然终不肯抛弃自己主张。陆与朱的信,说他从前文章很流丽,这一次何其支离潦草,皆因回护前说所致。以朱晦翁的见解学问,尚且如此,可见得不以己蔽己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了。我十几年前曾说过:“不惜以今日之我,与昨日之我挑战。”这固然可以说是我的一种弱点,但是我若认为做学问不应取此态度,亦不尽然,一个人除非学问完全成熟,然后发表,才可以没有修改纠正。但是身后发表,苦人所难。为现代文化尽力起见,尤不应如此。应当随时有所见到,随时发表出来,以求社会的批评,才对。真做学问的人,晚年与早年不同;从前错的,现在改了;从前没有,现在有了。一个人要是今我不同昨我宣战,那只算不长进。我到七十,还要与六十九挑战。我到八十,还要与七十九挑战。这样说法,似乎太过。最好对于从前过失,或者自觉,或由旁人指出,一点不爱惜,立刻改正。虽把十年的工作完全毁掉亦所不惜。

上面所说的这两种精神,无论做什么学问,都应当有,尤其是研究历史,更当充实起来,要把自己的意见与前人的主张,平等的看待,超然的批评。某甲某乙不足,应当补充;某丙某丁错了,应当修改。真做学问贵能如此,不为因袭传统所蔽,不为自己成见所蔽,才能得到敏妙的观察,才能完成卓越的史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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